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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政熱點:世界史視野中的亞洲海域

        2019-08-05 10:35:51| 光明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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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語:中公時事政治頻道更新國內國際時事政治熱點,并提供時事政治熱點、時政模擬題、時事大事記及時事政治熱點匯總等。今天我們關注--時政熱點:世界史視野中的亞洲海域。

         

        作者: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 向榮

        羽田正教授將17、18世紀東印度公司活動所及的所有亞洲國家和地區都納入考察范圍,為此他使用了“亞洲之海”。所謂“亞洲之海”不僅包括印度洋,還包括中國的南海和東海。

        東印度公司在亞洲的活動,是集遠洋貿易、跨文化交流和殖民掠奪為一身的多面故事,長期以來一直是學術界高度重視并爭論的問題。近年來,隨著全球化和后現代主義思潮的興起,東印度公司研究再掀高潮。但是,由于相關資料主要集中在東印度公司的母國,即英國、荷蘭和法國,該領域研究一直是由西方學者主導的。在為數不多的由東方學者撰寫的著作中,羽田正教授的《東印度公司與亞洲之海》(中文簡體譯本近期將由“理想國·北京日報出版社”出版)是最新推出的,給人不一樣的感覺。

        在筆者看來,本書有以下特點。

        首先,采用了世界史研究的方法和路徑。所謂“世界史”,是20世紀八九十年代興起的、與傳統民族史學不同的、以研究世界不同國家或地區之間相互聯系為面向的歷史。為了同過去的世界史 (即外國史)相區別,包括羽田正教授在內的史家又稱晚近的世界史為“新世界史”。世界史研究最早出現在美國和中國,但進入21世紀后日本跟進很快。杉山正明對以蒙古為代表的歐亞草原帝國的研究,羽田正對亞洲海洋世界的研究,是這方面的代表。上個世紀80年代初,我國著名史學家吳于廑先生提出了 “整體世界史觀”。他將人類歷史分為“縱向發展”和“橫向發展”,指出世界史研究側重于后者,即人類歷史從分散到整體的發展。在論及本書的指導思想時,作者表達了類似的觀點。他說:“迄今為止的歷史研究主要根據不同的國家或地區,以時間為軸來開展研究。這就是所謂‘縱向歷史’研究方法。但是,針對同一時代不同國家或地區的歷史,通過橫切的方式來敘述世界整體過去所發生的歷史,也就是所謂‘橫向歷史’研究方法的應用,至少在本書出版十年之前是很少有人嘗試的。”《東印度公司與亞洲之海》力圖以東印度公司為客體,構建17、18世紀“橫向相連的‘世界史’”。

        在西方史學界,“東印度公司研究”是一門顯學。在傳統的歷史敘事中,東印度公司的活動被視為歐洲民族國家或帝國推行重商主義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即通過對外貿易和對殖民地的掠奪最大限度地獲取財富,以達到國強國富的雙重目的。隨著戰后歐洲殖民主義體系崩潰,東印度公司研究也從國家或帝國史框架中解脫出來,成為純經濟史研究。借助國際貿易理論和計算機技術,以尼爾斯·斯廷斯加德、柯提·喬杜里為代表的新經濟史家對東印度公司貿易的性質和結構、交易體系、貨物種類、長期趨勢等進行了統計分析和專門化的研究。在研究過程中,他們發現了一些新問題并得出了一些新的結論,比如股份制是東印度公司的制度創新,也是西方國家在亞洲海域獲得成功的關鍵;在東印度公司運回的貨物中,奢侈品所占比例不大,大宗貨物如靛藍、硝石、生絲和棉紡織品才是主要的;東印度公司不僅有官方貿易,還存在公司職員成規模的私人貿易。

        與戰后的非殖民化運動相伴隨,西方史學界也開始對19世紀大行其道的民族史學進行反思。在他們看來,這種狹隘的民族史對于兩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為了擺脫民族史學的局限,一些史家開始尋找超越民族國家的敘事單位。“文明”、“海洋”等新單位應運而生。法國年鑒學派大師布羅代爾是海洋史研究的奠基人。在1949年出版的《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一書中,他首次將地中海和周邊的國家作為一個整體進行研究。他認為在深層次的自然環境和人文條件作用下,地中海世界不同文明同呼吸,同命運,即使菲利普二世時代基督教西班牙同伊斯蘭土耳其之間的爭霸戰爭也不能改變。受布羅代爾的啟發,喬杜里在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從對英國東印度公司的研究轉向對印度洋的研究。他認識到與布羅代爾的地中海世界相比,印度洋的自然環境和人文條件存在很大差異性,不同文明之間遠未形成分享共同命運的局面。但是,印度洋世界仍然是一個整體。除了季風、移民等因素的影響之外,遠距離貿易也發揮了重要的整合作用。這里很早就出現了以港口城市為中心的環印度洋商業網絡,并形成了不同文明共享的商業文化。伊斯蘭教的擴張、中國的強大影響以及16、17世紀美洲白銀的流入進一步加強了印度洋世界的文化和經濟聯系。

        羽田正教授吸收了西方學

        者新的研究成果,這些在本書中時有反映。但他關注的重點不是東印度公司的商貿活動,也不是印度洋和印度洋世界的統一性,而是“通過東印度公司的興亡來描述17、18世紀整個世界的變化”。在他看來,世界的一體化潮流始于16世紀以后,并一直持續至今。四百年間,受這股巨大潮流的沖擊和影響,地球和居住在地球上的人類社會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17世紀英國、荷蘭和法國的東印度公司伴隨這股潮流相繼成立,推動這股潮流向前發展,并最終隨著世界一體化的深入退出歷史舞臺。因此,本書不是對單個東印度公司研究,也不是對東印度公司某一方面活動或影響的研究,而是圍繞17、18世紀整體世界初步形成進行的綜合分析。本書不僅介紹了東印度公司興起的背景,分析了它們相繼退出歷史舞臺的原因,還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了17、18世紀東印度公司的活動及其影響。除了常見主題如公司組織、商船、商路、商館和貨物之外,本書還包含移民、女性、混血兒、走私商等新內容。

        其次,將日本納入17、18世紀的整體世界,并尋找在其中的定位。在以往的東印度公司或印度洋世界研究中,日本都處于邊緣地位。按照邁克爾·皮爾遜教授加大的“印度洋世界”定義,該地區從好望角延伸到印度尼西亞最東端,上接中國南海。說該定義是“加大的”,是因為他加入了被過去定義所忽視的東非,并突出了中國的影響。盡管如此,日本仍不在此范圍內。在本書中,羽田正教授將17、18世紀東印度公司活動所及的所有亞洲國家和地區都納入考察范圍,為此他使用了“亞洲之海”。所謂“亞洲之海”不僅包括印度洋,還包括中國的南海和東海。

        為了突出日本在17、18世紀世界史中的特殊地位,羽田正進行了比較分析。他首先將東亞海域與印度洋區別開來。他將“東亞海域”稱為“政治之海”,由于明清中國和統一后的日本擁有強大的王權,因此東印度公司在這里的影響力受到很大限制;歐洲人,包括東印度公司之前的葡萄牙人無法做到為所欲為。至少直到18世紀末,東印度公司還不是這一海域的主要勢力;中國和日本政府,還有華商和水手才是推動這一海域歷史發展的重要力量。然后,他將日本同中國區別開來。日本在統一之前是以明朝為中心的東亞國際秩序的一部分。在東亞海域,這一秩序是通過朝貢貿易表現出來的。統一之后的日本試圖挑戰東亞秩序或從中擺脫出來。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和探索,日本建立了在以本國為中心的地區秩序之上的海外貿易體制。這種新體制與歐洲體制十分相似,即擁有主權的政府負責管理“國家”的對外貿易。在他看來,19世紀后半期日本的“脫亞入歐”并非偶然。由此可見,作者書寫世界史的最終目的是回答日本問題。

        第三,回歸宏大敘事,書寫普通人能讀懂的歷史。傳統上,無論東方還是西方,歷史學都具有資政育人的社會功能。好的歷史作品亦文亦史,為普通人所喜聞樂見。在文藝復興時期,歷史是紳士教育的重要內容,具有陶冶情操、明辨是非、增長智識之功能。到了啟蒙時代,歷史是思想家掃除愚昧、開啟民智、構建知識和理性社會的利器。一部宏大敘事、雅俗共賞的《羅馬帝國衰亡史》讓多少歐洲人看清了宗教的虛偽和不寬容。但是,在經歷了19世紀的專業化之后,歷史學的研究對象變得越來越狹窄,離現實和普通人的需求越來越遠。毫無疑問,歷史學的專業化是必要的,但是專業化的歷史如何兼顧傳統的社會功能卻是值得思考的。在筆者看來,《東印度公司與亞洲之海》最大的亮點在于,作者以極大的勇氣書寫了一本從專業的角度并非特別專業,但能為專家和普通人共享的歷史。如同作者坦陳,這是一項有意義的綜合研究,但難度很大。他說:“以一人之力來挑戰如此龐大的主題難免失之輕率和魯莽。筆者開始寫作以來,面對如此困難數次感到挫敗。但是,總要有人去挑戰這一壁壘不可。現在人們需要一種將當今世界的發展過程作為一個整體來進行理解的歷史敘述方式。身為歷史研究者的我應該直面此類課題。”

        本書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讓筆者困惑的是,作為日本“新世界史”的積極倡導者,本書作者并未擺脫“歐洲中心論”的影響。美國史學家杰里·本特利在2002年出版的《西方歷史思想手冊》“新世界史”條目中指出,除了將跨文化交流帶入歷史研究中心之外,新世界史最主要關心的是構建與歐洲中心論不同的歷史理解路徑。這并不是否認歐洲在世界史上的重要性,而是否認將歐洲經驗作為衡量其他社會發展的標準。本書恰恰存在這方面的問題。本書的核心觀點是,17、18世紀歐洲東印度公司之所以能夠在亞洲海域勝出,是因為它們是從統治領土的主權國家的世界中生長出來的;日本因為早在江戶時代就形成了與歐洲主權國家非常相似的體系,因而能走上與亞洲其他國家不同的道路。基于此,他批評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把中國和印度與歐洲各國放在同樣的平臺上來進行分析。在筆者看來,作者賦予了歐洲形態的國家太多的重要性,而這正是新世界史和文明史、海洋史力圖改變的。作者將17、18世紀歐洲和亞洲的國家形態區分為對疆域的統治和對人的統治,認為只有出現主權理論的國家才是主權國家,只有發展出人民主權概念的國家才是民族國家,這些都過于簡單化和絕對化。筆者認為,至少17、18世紀的中國是領土國家、主權國家和民族國家,這也是亞當·斯密在“論主權者或國家的收入”一卷中將中國和歐洲國家同等對待的原因。

        行文于此,筆者不免有些惆悵。2007年,劉新成教授在為杰里·本特利《新全球史》中文版作序時說:“上世紀80年代吳于廑先生曾經指出,對世界各地之間橫向聯系的研究不足,是我國世界史學科的薄弱環節。吳先生此說在史學界同仁中得到廣泛認同。但四分之一個世紀過去了,對橫向聯系的研究仍然沒有起色。”從劉教授發表感嘆至今,十多年又過去了。在此期間,日本的新世界史幾乎從無到有,如今已經碩果累累,但我國的新世界史仍然沒有起色。在筆者看來,同20世紀80年代相比,世界的一體化進程大大加快,“全球化”或“逆全球化”已成為世界各國爭論的焦點問題。因此,從橫向聯系的視角思考人類社會的過去、現在與將來變得更加迫切。面對時代提出的重大問題,中國的世界史工作者為什么幾乎集體失聲?這似乎與90年代中國史學的重新定向有關。王學典先生將中國近百年的史學爭論歸結為史觀派與史料派之爭。民國史學深受德國實證主義史學影響,重視史料考訂和小問題研究;從新中國成立直到20世紀80年代末,中國史學重視唯物史觀指導下的大問題研究,史觀派占支配地位;但八九十年代史料派復興并大有一統天下之勢。他說:“進入1990年代后,史觀派的學術地位就越發無足輕重,乃至可有可無了。”因此,當國際史學界受全球化浪潮的沖擊和影響,大力開展新世界史研究之時,中國史學卻回到了民國,回到了乾嘉。毫無疑問,史料考訂和具體問題研究是必需的,但重大理論問題和現實問題的探討也是需要的。筆者認為,史料與史觀、具體研究與綜合分析、學術探討與現實關懷不是不可以調和的,處理得好,還可以相得益彰。希望《東印度公司與亞洲之海》的出版能給中國史學界一些啟示。

         

        信息來源:http://theory.gmw.cn/2019-08/02/content_33048767.htm

        原作者: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 向榮

        原標題:世界史視野中的亞洲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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